公元1922年夺权执政的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曾经试图借着容易理解的饮食语汇来进行全民改造。为了恐吓意大利人民，法西斯政府到处宣传，表示敌人一天吃五餐（事实亦如此，英国人每天有五餐，包括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和宵夜）。意志坚强的意大利人民向来习惯每天吃两餐，至多三餐，就根据这餐食频率来想象其战略假想敌有多强大。当时的法西斯政府为了加强内部纪律，甚至会强迫异议分子喝下蓖麻油，以象征性的手法把生理和社会生活的神圣过程（也就是吃东西）转化成一种诅咒，利用人体消化功能来施行酷刑。
陶醉在强大权力中的法西斯政府，更试图拿意大利饮食符码的主要象征，也就是意大利面来开刀。未来派的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是法西斯政府的理论家，他就曾经拿起左轮手枪对着一盘培根蛋面开枪，以表示威之意。
尽管如此，这种前卫餐桌的具体理论与建议，以及其确立和宣传，其实一直到1930年12月28日，当马里内蒂于《杜林市人民公报》发表了《未来派饮食宣言》，并在来年一月于翁贝尔托·诺塔利的杂志《意大利烹饪》再次发表以后，才真正展开推动。
这份文件提前到1930年11月15日发表的原因，在于当时伦巴底地区最著名也最成功的诸位记者，在那天出席了一个在米兰市鹅毛笔餐厅举办的晚间活动。来自埃及亚丽山卓的马里内蒂，藉由这个机会明确将意大利面贬为“荒谬可笑的美食宗教”、“淀粉食物……用吞的不是用嚼的”、“传统主义者的菜肴，因为它难以消化、野蛮、对营养含量造成误导、让人存疑、行动缓慢且悲观”，并以“厨房化学”之名对意大利面提出挑战，期望借着“看似荒谬的新融合”让人忘却“平庸的日常味觉享受”。
本着同一股反对浪漫主义的精神，马里内蒂继续说：
或许，干鳕鱼、烤牛肉和布丁能对英国人带来好处，就如同荷兰人的起士烩肉，和德国人的酸菜、熏肉和香肠一样；然而，面食对意大利人是绝对没有好处的。举例来说，面食和拿波里人活力充沛、热情慷慨又直观的精神就完全成对比，尽管他们每天大量吃面，还是出了许多战争英雄、灵感充沛的艺术家、辩才无碍的演说家、精明敏锐的律师和韧性极高的农业家；面食吃多了，会产生一种充满讽刺与感伤的典型怀疑论，让人热忱尽失，若他们能戒除吃面的习惯，那成就不知会有多高。
在法西斯时期，意国境内出现了许多古怪的“问题指南”，一种将意大利个别城市的缺陷和毛病集结成册的“黑皮书”。记者保罗·莫内里尤其本着这样的精神，拟定了一条理想美食路线，而且在这条路线上还会遇上相当多的胖子，如“卡布里岛的胖子、佛罗伦萨的掌柜、罗马那些屁股大到可以把巷子堵起来的老妈妈”；莫内里此举之目的，在于和朱塞佩·卡瓦扎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重编再版的《意大利美酒美食之旅》进行对照。而与政党和政府完全站在同一阵线的马里内蒂，更是将面食当成被动消极、笨拙迟钝、“大腹便便”的象征：
意式面食的营养价值比肉类、鱼类、豆类的低了百分之四十，它纠缠着意大利人，把意大利人和潘妮洛普织的布，以及等待风起以扬帆出发的帆船，紧紧地绑在一起。在这个意大利人早已借着聪明才智而横跨海洋大陆发射长短波网络，以及能藉由电子讯号将丰富景观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年代，为什么不投向新事物的怀抱，反而还要选择面食带来的沉重感？那些捍卫着意式面食的人，个个都大腹便便，跟无期徒刑犯或考古学家一样。更者，禁止面食可以让意大利不再受制于昂贵的进口谷物，并支持意大利的稻米工业。
稻米是很好的碳水化合物来源，而且能让人不至于被未来派分子在世界各地发动的改革活动影响到，因为全国稻米总会是法西斯革命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然而在未来派饮食改革运动中，最让人感兴趣的还是与意大利面有关的斗争，这个主题也因此吸引媒体大幅报导，在台面上进行正反面意见的讨论。意国烹饪界因此展开调查，欢迎当时文化界与医界代表发表他们的看法；其他社论也陆续出现在《罗马周日报》、《杜林民众日报》、《热纳亚十九世纪新闻报》等，甚至《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也有相关评论；而有些专门讽刺时事的刊物如《奎林梅斯其诺杂志》和《马克奥雷里奥日报》也不时以漫画和笑话的方式加以批评。
马里内蒂
并非所有人都对禁止“意大利国菜”的做法表示赞同。例如诗人法尔法就将面饺描绘成“装在红色信封的情书”，而一位来自利古里亚地区的未来派成员则投稿给《今日明日》杂志，在1931年第一期刊登了他写给马里内蒂的请愿书，希望至少能将热纳亚青酱细扁面剔除在斗争名单以外。阿奎拉的妇女也摒弃了向来冷漠的态度，站出来签署替意大利面请愿，拿波里人更公开以保护普钦奈拉最爱的面线展开抗争。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人们无法打从心底相信未来派这种有问题的声明，更何况从一些小故事来判断，大多数人会觉得这政治宣传是一回事，而大力鼓吹这些运动的诸位意见领袖其实还是衷心喜爱面食的，此外，许多小报也戏谑地以号称未来派之父的马里内蒂为主角，刊登了他忙着大口吃面条的蒙太奇拼贴照片。1930年代某篇政治讽刺漫画的说明文字就写着：
马里内蒂说“够了，把面也给我禁了。”
结果他被人们抓包，发现他狂吃面条。
在这种想要颠覆传统、让意大利人戒除面食（不切实际和自杀之举）的欲望中，其实有三股力量在作用着，一是权力的傲慢，一是与墨索里尼性格有关的“人为因素”，一是特定的政治逻辑。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倘若意大利人能舍面就面包，的确能替国家带来好处，因为就事实而言，意式面食只能用硬粒小麦来制作，而意国境内硬粒小麦的产量不足以应付国内需求，必须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口。法西斯政府的外交经营好比灾难，与外国政府的关系并不好，由于意识形态之故，断然决定不再进口硬粒小麦，也因此将意大利推向饥荒。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在停止进口硬粒小麦以后，即使一般小麦也慢慢耗尽。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1945年以后，美国船舰运来的谷物成了政党意识形态辩论的主题，而此种斗争也演变成后来的冷战（见《来自美国的新恩宠》）。
墨索里尼
若以饮食符码的语汇来叙述，墨索里尼的性格似乎并不太吸引人。这位政治领袖和其他独裁者一样，没有什么过人的胃口（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是这样），正餐时有什么就吃什么，每天喝三公升牛奶，休息时间会吃点水果，也难怪他终生为胃病所苦。墨索里尼的独裁被称为“瑞可达起士的独裁”，这种说法是当时法西斯秘密警察头子圭多·雷托发明的，因为雷托对墨索里尼极为不满，认为墨索里尼意志软弱，与真正的意大利精神格格不入，意大利饮食文化是鄙视如新鲜瑞可达起士这类乳制品的。
我们知道，就许多方面而言，法西斯政党继承了未来派的想法和美学。未来派份子感兴趣的是国家的工业化，对他们来说，乡野自然是极其陌生的。如此以来，他们自然就与意大利人心中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形同陌路，而这种价值观指的就是人们耕种的土地，以及人们居住、工作、沉思、尊崇与享受的那块土地。
所以，意大利饮食符码的主要价值，就受到法西斯政权的误解或否认。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就像其他致力工业化的国家一样，开始破坏传统家庭生活结构，让人们，尤其是女性从家事奴役的枷锁解放。
由于现代饮食工业的成就（罐头食品、冷冻食品、现成食品），人们在厨房里忙碌的时间变短了，烹饪成果更为丰硕，而在食物与餐点的准备方面，那些根据政治论述模式所确立的规定也可以因此受到消灭、焚毁、超越……家庭主妇并非为了丈夫、儿子或爱人做饭，而是替国家准备餐点，供应这些公民吃的……
法西斯工业城市
意大利著名俄罗斯文化专家强·皮耶罗·皮瑞托也如此叙述了苏联民众日常生活的转变。在许多例子中，这种社会转变让某些运气好的个人能藉此获得额外的机会，从束缚中解放，不过很不幸地，在大多数例子中，只是让人对常识更加疏远罢了。
极权主义政府通常也会压抑人民的性欲，即使是最微小的欲望亦然。这种趋势同样也反映在饮食符码的语汇中（见〈情欲〉）。在苏联政府统治下的俄罗斯社会，怀疑一个人常去餐厅用餐，就有影射此人生活放荡的意味，而在苏联时期的电影中，如果主角去了餐厅，宿舍管理人员就会马上怀疑主角“私会爱人”。恩斯特·卢比切的电影《俄宫艳史》很机警地调侃了奉行俭朴严谨的苏联革命。葛丽泰·嘉宝饰演的苏联女特使，在片中开始怀疑社会主义信条，而当她在法国餐厅品尝了一道美味汤品以后，也开始发现了情欲带来的欢愉。餐厅一幕的讽刺之处，在于编剧将场景设在一间无产阶级聚集的餐厅，不过带有自由与反极权主义色彩的，却是主角进食、享受食物的那一刻。
独裁政权会出版通过审核的食谱书，不过这些食谱不是以家庭主妇为对象，而是针对集体餐厅。食材的量以干燥材料来测量，书内图说更是充斥着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型金属搅拌器和蒸馏锅。法西斯主义对意式面食的仇恨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意式面食象征着家庭自制午餐，容易在家里准备，不过在食堂用的大锅子里却很难煮得好。因此，法西斯的政治宣传要求人民减少面食的消耗，改以面包代替。为了大量取得一般面粉（也就是不适合制作意式面食却适合做面包的面粉），墨索里尼宣布了一项法西斯政府的新计划，组织农业合作社（这个模式与苏联的集体农场极为类似）。
墨索里尼政府甚至提供了一个宏伟的目标：谷物战争。当时，提倡男子气概、经济独立和民族主义的墨索里尼亲自袒胸上阵，在利托里亚或萨包迪亚一带的农庄拍摄宣传照（这些都是在新开垦地区创建的农业工业城）。他以好手之姿公开示范，指导打谷工人如何从事这种困难的工作，受指派的特别代表纪录了墨索里尼的打谷量，而领袖从事打谷工作的消息也见了报。与此同时，意国政府也开始对进口谷物课以重税，并且宣布，农业部部长的职责在于将意大利改造成一个能够在谷粮生产上自给自足的国家。
在当时的意大利，尽管乡村居民并没有深入了解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或美学，却也顺应了情势，在抽干沼泽而得的处女地中找到新生活舞台。在政府的主导下，原本无法耕种的沼泽地经过疏浚，开垦新地也成了极权政府的首要目标。墨索里尼甚至下令整治罗马南方疟疾肆虐的蓬蒂内沼泽，同时也在萨丁尼亚岛展开大型工程。墨索里尼政府显然认为萨岛居民忠诚度不足，无法将这种世纪工程的重责大任交给他们，因此将威内托地区的几个村庄整个迁到萨岛西部，将这些工程交给这些在数世纪以来累积了许多大型沼泽疏浚整治工程经验的威内托人。
在离萨岛城市阿尔盖罗（旧称巴塞隆内塔，居民以加泰隆尼亚人为主）不远的费尔蒂利亚（有祈求丰收之意），尚有一间墨索里尼时期的集体农场可供参观。在威廉·布莱克的笔下，这些地方魅力十足，然而在布莱克走访之际，这些地方已不再受到麦田围绕，居民也不是无惧无畏、头戴金黄麦穗冠的年轻法西斯分子。在过去，这里的集体农庄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样板，而费尔蒂利亚的格局也是以极权主义建筑风格来规划的，根据布莱克的说法，“介于英国女子寄宿学校和提洛尔地区精神病院之间”。这里的街道完全对称排列，然而众所周知的是，意大利城市的和谐感来自于它们的不对称，完全与法西斯时期的建筑大相径庭，因为法西斯建筑的特色在于几何结构，在于严谨精确的线条，而家庭住宅更有宽敞的空间，足以按政府的家庭计划容纳一个有七个小孩的家庭。至于农场的收成，则放置在公共仓库里，每一位农民的所有收成都必须缴纳中央，一粒谷子都不能留，之后，全部的收成再由当局统一贩卖。城市都设有主广场，主广场上一定有教堂和法西斯之家。费尔蒂利亚附近还有另一个外观几乎一模一样的城市，叫作墨索里尼亚，在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更名为阿博雷亚；在这里，法西斯政府进行了另一种实验，以较温和的手段施政，让家庭可以保有大部分收成，因此墨索里尼亚的住宅旁都设有谷仓。
法西斯政府也规定人民养牛，以取得牛奶和奶油（它仍旧是个“瑞可达独裁”），不过在原本就以羊只为主要畜养动物的地区（例如萨丁尼亚），养牛活动一直都不受欢迎。此外，因为气候条件不同，各地谷物收成不一，而且有些地区甚至按政府要求在菜园里种植谷物，使得番茄产量剧减。在意大利，要让番茄产量剧减并非易事，我们得承认，这独裁者真是个天才。这样的结果也让厨房面临困境，不用番茄，到底要拿什么来制作面酱呢？
由于法西斯政权向意式面食宣战，因此对政府来说，番茄歉收也不是什么大事，而法西斯政府甚至对国家粮食生产改造计划所导致的悲惨后果，也就是国内粮食短缺的状况毫不介意。对于欠粮一事，法西斯政府的响应是派政宣部在各处张贴海报：某位仁兄脖子上绑着餐巾，正对着盘里的面大快朵颐，旁边还放了一只烤鸡、一些水果和一瓶酒，旁边有位身着制服的士兵从这好吃鬼的身后接近，勒着他的脖子说：“吃太多就是向国家抢劫”。
极权主义
许多私下反对法西斯政府理想和美学的富裕家庭，都采取了反抗法西斯饮食符码的挑衅手段。因为有钱，这些人得以从国外取得补给，所以在这些家庭举办的晚宴中，不时会出现法国香槟、鹅肝酱、鱼子酱、苏格兰鲑鱼和英格兰威士忌等好料。这些反政府人士尤其喜欢邀请法西斯政府官员参加这种高调的贵族聚会，将这些官员奉为上宾。美食特务费德里科·翁贝尔托·达马托在《菜单与档案》一书中就提到过这类餐会，并在稍候参加党务会议时替自己辩解道：“我之所以接受邀请，试想要看看这些反政府运动可以搞出什么名堂来。”
在第二次大战以后，意大利共和国第一共和时期的政府在与民众沟通方面，展现了更高的心理成熟度、用语更为亲民、更能掌握意大利的饮食符码（见《民主》），不过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还是有沟通中断、政府向民众传送出错误讯息的时候。这情形发生在公元1959年，而且差点在意大利境内引发革命——那种意大利共产党长久以来一直无法促成的革命。该年，意大利由于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卡米罗·贾尔汀之故，差点引起人民群起反抗，起因在于意大利议会当年刚开始讨论食品掺伪的问题，在辩论的过程中，贾尔汀部长热烈赞扬了科学和食品工业的进步，讲到口沫横飞之际，辩才无碍地描绘了人类在未来将征服太空的远景，在议事厅里说道：“在未来太空旅行中，（人类）将能透过科学方法净化自身排泄物，并将它转化为可以食用的营养。”这样的说法绝对不是个好主意。反对党趁部长失言大加挞伐，而最有效的攻讦如“我们是五千万名抱负远大的太空探险家”，更在反对党媒体中长时间以各种不同语气的版本出现，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
